花都注冊公司注冊資本登記制度的修改與股東出資責任解讀

    花都注冊公司歸納起來，此次修訂花都注冊公司主要涉及如下方面：其一，取消了花都注冊公司注冊資本最低額的限制；其二，取消了花都注冊公司有限責任公司貨幣出資不得低于注冊資本30％的限制；其三，花都注冊公司注冊資本由實繳登記制改為認繳登記制，取消了公司設立時股東（發起人）的首次出資比例和最長繳足出資期限的限制；其四，公司實收資本不再作為工商登記事項；其五，取消了驗資程序。

    在花都注冊公司《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方案》中，還有更多花都注冊公司的改革措施，比如花都注冊公司由“先證后照”改為“先照后證”（即先到工商部門申辦營業執照后，再到相關審批部門申辦行政許可證）、將企業年度檢驗制度改為企業年度報告公示制度、簡化住所登記手續、構建市場主體信用信息公示體系、推行電子營業執照和全程電子化登記管理等。

    總體來說，此次花都注冊公司資本制度改革中的有些措施，比如實行“先照后證”，將企業年度檢驗制度改為企業年度報告公示制，構建市場主體信用信息公示體系等是積極的，值得肯定。

    另一方面，花都注冊公司《公司法》取消注冊資本最低額的限制必要性不足，“實繳登記制”改為“認繳登記制”也增加了交易風險和交易成本，對債權人的保護沒有給予必要的關注。

    加上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解釋將虛報注冊資本罪和虛假出資罪、抽逃出資罪等罪名非罪化，將會使逃債現象更加嚴重，“執行難”問題會越來越嚴重。

    在認繳期限未至的前提下，要求股東承擔認繳出資補足的責任，是否會造成對認繳股東的不公和過重負擔？其實不會。理由是：第一，認繳出資反映了股東的責任限額，一般情形下，必然成為確定股權份額的基礎，即股東系按照認繳股份行使股權，由其承擔提前補足出資的責任，體現了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的原則。第二，公司財產是公司經營活動的基礎。股東對公司出資的寬限優惠，系在股東之間及股東與公司之間的出資優惠，而非公司債權人給予股東的寬限。第三，此責任并未導致其承擔的破產責任提前。因為，如果公司現有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，啟動破產程序通常是債權人的自然選擇。此時，股東責任與破產責任無異，并未實際加重股東負擔。在法律適用上，在立法未就此項責任作出明確規定的前提下，如公司財產不足以清償公司債務，股東亦不承擔出資補足的責任，似可適用《公司法》第二十條有關股東權利和公司法人獨立地位不得濫用之規定，要求股東承擔責任。

    從域外實踐來看，美國的公司資本制度也經過了類似的歷程。上世紀中后期，美國的大部分州都對最低資本作出了規定，通常以1000美元為最低限額，但現在各州基本上都取消了對最低資本的限制。

    在公司債權人的保護上，可以資本不足為由，適用揭開公司面紗制度。雖然公司的資本不用充足到能夠確保償付所有可以想象的債務，但公司應當具有與其經營的性質和風險相適應的合理數額的資本。就檢驗資本充足度而言，一種是檢驗公司設立時的資本充足度，但可能出現的問題是，公司設立時是充足的，但后來遭受了不可避免的經濟損失而資本不足。此時，不應當被視為資本不足。而法院通常只是評估交易時的資本充足度。其中暗含的假設是，公司始終有保持與其經營性質相適應的資本義務，否則可能會導致個人責任。

    中國若要確立自由公司法模式，既要真正的堅持以利益為導向，強調公司自身的營業自由與盈利效益，又要兼顧公平、共贏、社會責任等論理性要求，將公司“經濟人”與“道德人”的角色有機統一，使得公司自由盈利與社會財富增長正相關發展。

　　一是多個部門法協同完善。在越來越多公司謀求上市壯大發展的背景下，如何規范公司股票與債券發行已不單是證券法能夠完全調整了，因此應將證券法與公司法的修改同步，以保證各項制度是有機融合。同時，市場發展，優勝劣汰，對于公司無法正常經營而尋求破產保護或被申請破產的，也應將破產法的完善與公司法同步進行，以實現操作層面的無縫銜接。

　　二是司法理念要及時跟進。立法理念的更新需要在司法層面予以體現。在商事審判中，法官不能商人的身份代替公司作出經營判斷，更不能干涉公司的營業自由，破壞交易自治與合同當事人選擇自由。因此商事審批中，法官應更多地尊重商事習慣或慣例，主要以程序性的判斷為主，以程序性的保障代替對公司實體性的干預[5]，以避免落入用司法判斷代替商業判斷的深澗。

    科學能不能指導決策？美國科學家經過實證研究證明，很多情況下科學指導不了決策，決策的形成主要通過兩個途徑：路徑依賴、利益博弈。這次改革反映出對法治的迫切需要，要求法制先進一步，至少與改革同步進行。在很多情況下，科學不能夠指導決策，我們更應該集思廣益，加強論證，避免不必要的失誤。

　　現代科學的誕生是個偶然。形式邏輯和實證精神偶然相匯在一起誕生了現代科學，這在歐美國家得到了很好的體現。實際上，我國在這兩方面都很欠缺。形式邏輯研究非常重要，但一些問題沒有實證研究很難得出因果關系，包括公司資本制度改革中的一些問題。建議在加強形式邏輯演繹和解釋的同時，加強對我國資本制度改革及公司法司法適用的實證研究，最好同步。

　　這次公司資本制度改革充分強化公司自治和股東自治，概括起來需要解決3個問題：信息、信譽和責任。公司資本制度改革應在這3個問題上作出很好的處理和平衡，以免出現失誤。

　　從傳統的角度看，公司出資越多民事責任能力越強。這次對普通公司取消出資最低限制，大家覺得有點擔心，特別是對一元公司。出資這么少，民事責任怎么承擔？但在實踐中，出資多也不能證明有相應的民事能力，出資會隨著公司經營而不斷減少。我相信，無論是一元公司，還是幾百元錢的公司，在市場上都是沒有合同信用的。為了取得合同機會，絕大多數投資者會使自己的公司注冊資本保持恰當的比例。我同意高晉康老師的看法，要有實證。公司資本并不能證明其商業信譽，只有公司本身累計的行為和擔保才能證明交易安全。

　　我認為，公司資本制度改革后，《公司法》第三十五條可能有3種變化：全部廢除、條文不變思路也不變、限制在實繳范圍內。我覺得這3種處理方式都不好，建議保留條文但變革運用思維。公司資本制度改革后，股東出資義務不會發生變化，規范已經從保護公益性轉為保護私益性，保護的主體是多元的。同時，即使具有債權人保護效果，也是間接的，不是直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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